明早期景德鎮御器廠彩瓷的研討--中普鑒定檢測
明代早期景德鎮御器廠的建立,標志著瓷器生產進入了御窯時代,御窯遺址的大量考古發現證實了文獻所記載的這一時期御窯的生產能力。除青花瓷、釉里紅瓷、白瓷等在元代的基礎上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明早期彩瓷方面也有創新性的突破。彩瓷藝術最終在成化一朝全面爆發,景德鎮由此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彩瓷時代。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御窯遺址范圍內陸續出土了大量洪武、永樂、宣德及少量正統朝的瓷器,其中就包括一定數量的彩瓷,極大地豐富了學界的認識。2014年以來,在珠山北麓又發現了大量所謂“空白期”,即正統、景泰、天順時期的御窯瓷器,除各式青花瓷器外,新器形、新釉色、新裝飾彩瓷的發現,更填補了以往考古資料方面的空白。該文擬在這些考古發現的基礎上,結合重要的傳世品,對明早期御器廠彩瓷的生產及相關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一 明早期各階段彩瓷的發現及品種舉例
(一)洪武朝
1. 紅綠彩
1994年御窯遺址中部東側,政府修建宿舍,在明初地層中出土了一件紅綠彩纏枝菊紋侈口盤〔圖一〕。該盤殘長13.2厘米,侈口,曲腹,圈足,圈足斷面呈倒梯形。器內、外施白釉,足底無釉。外壁以礬紅彩繪扁菊紋,以綠彩繪纏枝綠葉,構成紅綠相間的裝飾效果。此盤具有洪武時期的典型特征,足略呈倒梯形,挖足稍淺,南京明故宮遺址也出土有同類器。
〔圖一〕洪武紅綠彩纏枝菊紋侈口盤
圖片采自《啟明氣象——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館藏洪武時期珍品展》頁15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7年
近年來,景德鎮落馬橋窯址明初地層也發現了一些此類形制的白釉產品,具有同一時期的風格特征。扁菊紋被視為洪武瓷器的典型紋飾之一,在歷次御窯考古工作中多有此類紋飾的青花瓷發現,然而以紅綠彩作裝飾的器物則十分珍稀。
2. 礬紅彩
1964年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一件礬紅彩云龍紋盤殘器〔圖二〕??趶?5.6厘米,足徑9厘米,高3.5厘米。此盤形制與上件紅綠彩盤較為一致。通體礬紅彩裝飾,內底繪“品”字形云紋,內、外壁各繪首尾相對的五爪云龍紋。呈“品”字形排列的三朵云紋也是洪武瓷器流行的紋樣之一,除了彩瓷,在青花瓷器中也常??梢砸姷?。
〔圖二〕洪武礬紅彩云龍紋盤
圖片采自《朱明遺萃——南京明故宮出土陶瓷》頁40,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6年
(二)永樂朝
1. 礬紅彩
1984年珠山中路永樂地層出土了一件礬紅彩云鳳紋直壁碗〔圖三〕??趶?3.2厘米,足徑7.5厘米,高7.3厘米。直口,深腹,足。通體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以礬紅彩繪云鳳紋及變形蓮瓣紋。這種直壁碗的形制從洪武時期的“墩子碗”繼承而來,是明早期生產的一類特殊器形。
〔圖三〕永樂礬紅彩云鳳紋碗(1984年珠山中路永樂地層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16-317, 圖版128,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年
2. 金彩
永樂時期的金彩器物見有白釉貼金和青花描金。1994御窯遺址東門頭發現了一批永樂官窯瓷器,其中包括稀見的白釉金彩瓷器。金彩花口折沿盤〔圖四〕,口徑36厘米,足徑20厘米,高6厘米。折沿,菱口,花瓣形曲腹,矮圈足。足底可見明顯的火石紅。通體貼金彩裝飾,內折沿飾纏枝蓮紋一周,內壁飾折枝花卉紋一周,盤心飾六出開光纏枝蓮紋,外壁飾折枝花卉紋。
〔圖四〕永樂金彩花口折沿盤(1994御窯遺址東門頭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172-173,圖版54
金彩花卉紋斂口缽〔圖五〕,口徑24.5厘米,足徑25.8厘米,高13.8厘米。斂口,腹下部內斂,平底。內外施白釉,釉面有開片。外壁飾金彩纏枝花卉紋。此類器物金彩裝飾非描畫而成,而是采用貼金工藝。整器造型優美,加貼金彩裝飾,給人以富麗堂皇之感,傳世未見同類器物。臺 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青花加金彩纏枝苜?;y碗〔圖六〕,口徑14.9厘米,足徑5.4厘米,高6.4厘米。侈口,腹較深曲,圈足較高,足墻稍內斜。通體施白釉,釉色微泛青,光亮,裹足刮釉。青花發色深沉,暈散。外壁口沿繪交錯的曲線紋邊飾,腹部繪纏枝苜?;y,內壁口沿繪菱形十字錦紋邊飾,內底繪蓮荷紋,內腹部以金彩描繪纏枝花卉紋。故宮博物院也有同類器收藏,惟金彩脫落情況較嚴重。
〔圖五〕永樂金彩花卉紋斂口缽(1994御窯遺址東門頭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206-207, 圖版72
〔圖六〕宣德青花加金彩纏枝苜?;y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采自《適于心——明代永樂皇帝瓷器》頁150, 臺北“故宮博物院”,2017年
3. 綠彩
1994年御窯遺址龍缸弄一明初地層出土一件綠彩纏枝靈芝紋折沿器托〔圖七〕??趶?5厘米,足徑16.5厘米,高8.5厘米。該器托外壁以低溫綠彩繪靈芝、竹葉紋,足部繪變形蓮瓣紋一周,內口沿繪朵花紋一周。此器造型獨特,綠彩裝飾較為清雅,與之同時出土的還有綠彩渣斗,是永樂時期的新創器形。
〔圖七〕永樂綠彩靈芝葉紋器托(1994年御窯遺址龍缸弄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202-203,圖版70
4. 黃地綠彩
黃地錐綠龍紋梨形壺,1983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八〕??趶?.9厘米,足徑5.6厘米,通高12.4厘米。寶珠鈕拱形蓋,壺身作梨形,曲柄長流,圈足較高且外撇,蓋沿與柄的上端各有一系。器內及足底施白釉。壺身錐刻雙龍戲珠紋及祥云十四朵,下腹近足處與蓋錐刻變形蓮瓣紋一周,珠頂錐刻成花蕾狀,流兩側及外足墻錐刻卷草紋。錐刻紋飾外作黃地,內填綠彩。同類品種還見1984年御窯遺址出土的一件黃地錐綠龍紋小盤〔圖九〕。此類裝飾是在澀胎上錐刻花紋并填以低溫黃、綠鉛釉彩,再經800℃以上溫度燒制而成,應為永樂時期景德鎮窯首創。
〔圖八〕永樂黃地錐綠龍紋梨形壺(1983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官窯瓷器》頁92,圖版53,文物出版社,2007年
〔圖九〕永樂黃地錐綠龍紋盤(198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20-321, 圖版130
5. 紅地綠彩
紅地錐綠龍紋盤,1984年御窯遺址永樂地層出土〔圖十〕??趶?4厘米,足徑8.8厘米,高3.9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內斜。器內及足底施白釉。內壁印云龍紋,盤心錐祥云三朵,外壁錐刻云龍紋。錐刻紋飾外作礬紅地,內填綠彩。此種裝飾技法與黃地綠彩器如出一轍。
〔圖十〕永樂紅地錐綠龍紋盤(1984年御窯遺址永樂地層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18-319, 圖版129
6. 刻花黃彩
刻花黃彩龍紋靶杯,1999年明御窯廠故址東司嶺一帶出土。該器外壁刻龍紋,上填繪黃彩。此器應是目前御窯遺址出土最早的黃彩瓷器,劉新園先生也指出,“以鉛作熔劑的低溫黃、綠釉在永樂以前只用于陶器,而從永樂開始才成功地用于瓷器裝飾——即所謂‘澆黃三彩’”。
(三)宣德朝
1. 金彩
傳世有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紅釉金彩趕珠龍紋碗〔圖十一〕和霽紅金彩雙龍趕珠紋靶盞等。1994年御窯遺址宣德地層出土一塊青花貼金小碗殘片,其小片金箔是貼在青花網格狀紋飾內,金彩剝脫較嚴重,在剝脫的釉面上留有貼金痕跡,說明其金飾工藝沿用前代貼金技法。
〔圖十一〕 宣德紅釉金彩雙龍趕珠龍紋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采自《適于心——明代永樂皇帝瓷器》頁27
2. 礬紅彩
礬紅彩龍紋高足碗,1993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十二〕??趶?5.5厘米,足徑4.5厘米,高10.6厘米。侈口,深腹,高足外斜。通體施白釉。礬紅彩裝飾,外壁繪兩條趕珠龍,高足下部繪一周卷草紋,內壁口沿繪雙圈,盞心雙圈內書“大明宣德年制”雙行六字楷書款。
〔圖十二〕 宣德礬紅龍紋高足碗(1993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225,文物出版社,1999年
3. 黃彩
黃彩花卉紋盤殘片,1993年珠山御窯遺址宣德地層出土〔圖十三〕。侈口,曲腹。內、外施白釉。內、外壁以黃彩繪纏枝花卉紋。
〔圖十三〕 黃彩花卉紋盤殘片(1993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頁120,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年
4. 黃地綠彩
黃地堆綠龍紋盤,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十四〕??趶?8.2厘米,足徑11.2厘米,高4.1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器內及足底施白釉。外壁用胎泥堆兩條趕珠龍。龍紋填綠釉,隙地作黃釉。盤心刻品字云紋,內壁印雙龍紋。其黃、綠釉均為素胎上掛釉,經二次燒成。
〔圖十四〕 宣德黃地堆綠龍紋盤(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262
5. 青花填紅彩
青花填紅八邊形花缽,1988年御窯遺址宣德地層出土〔圖十五〕??趯?0厘米,足寬26.3厘米,高20.3厘米。器呈八邊形,折沿,斜壁內收,近足處起一周凸棱。通體施白釉??谘丶巴獗谝郧嗷榈?,留白處填礬紅彩,口沿飾卷草紋,外壁開光內飾寶相花紋,近足處飾卷草紋,外壁口沿下留白處以青花橫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書款。同類裝飾還見有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的青花填紅花卉紋花口缽〔圖十六〕。以釉下青花作地內填釉上礬紅彩的釉上、釉下結合裝飾,為宣德首創。工藝上與黃地青花、孔雀綠地青花等異曲同工,區別在于低溫釉和低溫彩的使用。此類作品或作為試驗品,因效果不甚理想,鮮有流傳。
〔圖十五〕 宣德青花填紅八邊形花缽(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22
〔圖十六〕 宣德青花填紅花卉紋花口缽(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221
6. 青花礬紅彩
與上一品種工藝相近,區別是前者以青花為輔,凸顯紅彩裝飾,幾乎不見留白,紋飾繁滿,且因平涂彩料,難免有拖滯之感;后者釉下青花與釉上紅彩各自作畫,共同組合呈整體紋樣,留白處多,紋樣清麗雅致。上海博物館藏有青花海水礬紅海怪紋靶盞,兩岸故宮博物院均藏有青花礬紅云龍紋合碗〔圖十七〕,都是該品種的典型佳作。釉下與釉上彩繪的結合,為更加復雜的斗彩瓷器的創燒提供了先決條件。
〔圖十七〕 青花礬紅云龍紋合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采自《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紅》頁230,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0年
7. 斗彩
斗彩鴛鴦蓮池紋盤,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十八〕??趶?1.5厘米,足徑13.3厘米,高4.2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內斜。通體施白釉。內口沿以青料書藏文吉祥經一周,其大意是:“白晝安寧夜安寧,白日中午得安寧,晝夜長久安寧兮,三寶保佑安且寧。”盤心繪紅蓮三組,并以蘆葦、紅蓼、慈姑、浮萍等穿插其間,鴛鴦以青料勾勒,再以紅、紫、黃三色畫羽毛,外壁繪紅蓮四組并飾以紅蓼、慈姑、鴛鴦兩對穿插其間,足底雙圈內青料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書款。雖然文獻有關于宣德斗彩的記載,但很長時間里因為未見實物,多以成化為始。1984年在西藏薩迦寺發現宣德款斗彩鴛鴦蓮池紋靶杯后,1985年、1988年又先后在景德鎮御窯遺址宣德地層發現了斗彩鴛鴦蓮池紋碗的半成品(未填釉上彩)及同類題材的盤。自此,在傳世品及考古出土物中均發現了宣德斗彩瓷器,器形有碗、盤、靶杯,題材均為鴛鴦蓮池紋。
〔圖十八〕 宣德斗彩鴛鴦蓮池紋盤(1988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圖版50,香港市政局,1989年
(四)正統、景泰、天順朝
1. 礬紅彩
礬紅彩雙獅戲球紋盤,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十九〕??趶?5厘米,足徑16厘米,高3.7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通體施白釉,裹足刮釉。內、外均為礬紅彩裝飾,彩料暗沉。內底雙圈內繪雙獅戲球紋,內外壁分繪兩組雙獅戲球紋。同出還有一片同類器底部殘片,紅彩鮮艷,底部無釉〔圖二十〕。同類器另見綠彩產品。
〔圖十九〕 礬紅彩雙獅戲球紋盤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二十〕 礬紅獅子戲球紋盤(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頁132,故宮出版社,2016年
礬紅彩云龍紋匜,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一〕??趶?8厘米,高6厘米。唇口,深曲腹,平底,口沿一側接短流。內外施白釉,底部無釉。器內無裝飾,外壁以紅彩繪云龍紋。同類器另見綠彩產品。
〔圖二十一〕 礬紅彩云龍紋匜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礬紅彩云龍紋雞心執壺,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二〕。腹徑18厘米,足徑8厘米。該器與青花及綠彩雞心執壺造型一致,曲腹,圈足,足墻外斜,方形長曲流。通體礬紅彩裝飾,壺身雞心形開光內繪五爪云龍,開光外滿繪云紋,外足墻雙線內繪連回紋,流身繪云紋,嘴部勾繪兩層雙線,其間繪小云紋。
〔圖二十二〕 礬紅彩云龍紋雞心執壺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礬紅彩云龍紋玉壺春瓶,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三〕。腹徑17厘米,足徑9.5厘米。圓腹略垂,圈足稍外撇。頸、肩、腹部以低溫紅彩滿繪五爪龍紋及云紋。圈足處飾一周如意云紋。同類器另見綠彩產品。
〔圖二十三〕 礬紅彩云龍紋玉壺春瓶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2. 綠彩
綠彩雙獅戲球紋盤,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四〕??趶?5厘米,足徑16厘米,高3.7厘米。形制、紋飾與紅彩同類器一致,然口沿、內底的雙線使用青花勾勒,并使用黑線勾勒外輪廓〔圖二十五〕。
〔圖二十四〕 綠彩雙獅戲球紋盤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二十五〕 綠彩雙獅戲球紋盤殘片(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頁133
綠彩云龍紋匜,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六〕??趶?8厘米,高6.3厘米。該器與礬紅彩同類器的形制、紋樣一致,惟口沿以青花繪弦紋一周。
〔圖二十六〕 綠彩云龍紋匜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綠彩云龍紋雞心執壺,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七〕。腹徑18厘米,足徑8厘米。該器與礬紅彩同類器異曲同工,惟彩料的使用不同而已。此外,本器雞心形開光處使用青花勾繪。
〔圖二十七〕 綠彩云龍紋雞心執壺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綠彩云龍紋玉壺春瓶,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八〕。腹徑16厘米,足徑9.5厘米。該器形制、紋樣也與紅彩同類器一致,惟前者不使用青花勾繪弦紋。
〔圖二十八〕 綠彩云龍紋玉壺春瓶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綠彩云龍紋缽,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二十九〕??趶?8厘米,高6厘米。唇口,腹圓曲,平底。胎體較厚重。通體施白釉,釉質肥潤。器內無裝飾,外壁口沿以青花繪雙弦紋,腹部主體以綠彩繪云龍紋。
〔圖二十九〕 綠彩云龍紋缽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3. 青花礬紅彩
青花礬紅彩裝飾是釉下青花與釉上彩結合的一種,既有青花地礬紅彩,也有礬紅地青花裝飾,青花與紅彩相輔相成。
青花云紋礬紅龍紋侈口碗,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三十〕。足徑8厘米,高8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內壁口沿飾青花弦紋兩道,碗心青花雙圈內以礬紅彩繪龍紋并輔以青花云紋,外壁口沿飾青花龜背錦紋,腹部飾礬紅彩龍紋并輔以青花云紋,外足墻飾青花弦紋兩道。
〔圖三十〕 青花云紋礬紅龍紋侈口碗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該器以礬紅彩裝飾為主,青花裝飾為輔,紋飾間留有較多的空白。此種裝飾自宣德以來已有生產,如前述宣德青花礬紅云龍紋合碗。
青花海水礬紅龍紋侈口碗,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三十一〕??趶?2.5厘米,足徑7厘米,高10厘米。侈口,曲腹,深腹,圈足稍內斂。內底青花雙圈內以青花繪海水并留白龍紋,再以礬紅彩填繪龍紋,外壁口沿飾青花流云紋,腹部亦以青花海水襯托形態各異的礬紅龍紋。同類裝飾、紋樣的器物還見有青花海水礬紅直口碗〔圖三十二〕,口徑13.5厘米,足徑7.2厘米,高7.2厘米;青花海水礬紅龍紋盤〔圖三十三〕,口徑20厘米,足徑12.5厘米,高4.5厘米;青花海水礬紅龍紋梨形壺〔圖三十四〕,口徑4厘米,腹徑11厘米,足徑50厘米,高10厘米。
〔圖三十一〕 青花海水礬紅龍紋侈口碗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三十二〕 青花海水礬紅直口碗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三十三〕 青花海水礬紅龍紋盤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三十四〕 青花海水礬紅龍紋梨形壺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此類裝飾采用青花與礬紅結合的工藝,波濤洶涌的海水加之騰躍的紅龍,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是“空白期”彩瓷中十分有特色的一類裝飾,并為成化一朝所繼承。
礬紅海水青花瑞獸紋侈口碗,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三十五〕??趶?3.5厘米,足徑7厘米,高10.5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內底青花雙圈內先以青花繪翼龍紋,再于龍紋外繪礬紅海水紋,外壁口沿飾一周青花回紋,腹部以青花分別繪龍、馬、獅、龜、象、鹿、羊、螺、麒麟九種瑞獸,再以礬紅繪海水紋。同類裝飾、紋樣的器物還見有礬紅海水青花瑞獸紋盤〔圖三十六〕,口徑18厘米,足徑11.5厘米,高4厘米;青花海水礬紅龍紋梨形壺〔圖三十七〕,口徑4厘米,腹較11厘米,足徑5厘米,高10厘米。
〔圖三十五〕 礬紅海水青花瑞獸紋侈口碗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三十六〕 礬紅海水青花瑞獸紋盤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三十七〕 青花海水礬紅龍紋梨形壺
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此類器物裝飾工藝與上述青花地礬紅彩的器物剛好相反,采用礬紅作地,突出青花紋樣。這種裝飾從宣德時期已經發端,成化時期亦多有燒造。2014年的考古發現表明,此類裝飾在所謂的“空白期”亦未中斷生產。從視覺角度講,礬紅作地繪青花的裝飾要稍比青花作地填礬紅彩的裝飾規制且視覺性強。關于這一點,很容易從工藝的角度加以解釋:二者都需要先繪青花,然礬紅地青花裝飾只需要在繪制好青花紋樣后,再在空白處以礬紅繪制紋樣,釉上與釉下裝飾突出的都是“繪”;而青花地礬紅裝飾需要以青花預先做出留白紋樣,再于留白處填繪礬紅,很容易造成紋樣的呆滯,兩種裝飾好比正、反寫字,難易不言自明。
4. 斗彩
斗彩鴛鴦蓮池紋碗〔圖三十八〕,1988年景德鎮珠山東司嶺出土??趶?9.1厘米,足徑7.8厘米,高8.2厘米。 侈口,曲腹,圈足,足墻稍內斜。通體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繪四組蓮荷,并以紅蓼、慈姑點綴,兩對鴛鴦穿插其間,下腹近足處繪變形蓮瓣紋一周,碗心繪一對鴛鴦和四組蓮荷。這種鴛鴦蓮池紋在宋代以后多有生產,另見該類瓷器的青花半成品〔圖三十九〕。
〔圖三十八〕 正統斗彩鴛鴦蓮池紋碗(1988年景德鎮珠山東司嶺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陶瓷》頁231,香港馮平山博物館,1992年
〔圖三十九〕 正統斗彩鴛鴦蓮池紋碗半成品(1988年景德鎮珠山東司嶺出土)
圖片采自《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頁164-165,文物出版社 2009年
斗彩繡墩,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圖四十〕。頂部及側壁有鏤空裝飾,因僅見殘片,具體構造不詳。繡墩表面以青花勾勒圖案,用低溫綠、紅、黃等彩填繪,較多使用圓點、菱形等幾何紋飾。此類器物此前從未發現它為重新審視所謂“空白期”的御窯瓷器提供了新資料。
〔圖四十〕 斗彩繡墩(2014年御窯遺址出土)
圖片采自《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頁134
〔圖四十一〕 紅綠彩帶蓋梅瓶(四川平武王璽家族墓出土)
圖片采自《中國出土瓷器全集》頁10,157,科學出版社,2007年
二 明代早期彩瓷發展的階段性
通過對上述各階段彩瓷品種舉例,我們可以對明代早期彩瓷發展的概況稍做總結。
洪武時期的彩瓷目前僅見礬紅彩和紅綠彩,前者屬于單色彩(僅用一種彩),后者屬于簡單的復合彩(有紅、綠兩種彩,至宣德以后則有更復雜的斗彩、五彩等)。景德鎮紅綠彩瓷的生產可以在元代找到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北方磁州窯等。1981年景德鎮落馬橋灰坑中出土過兩片紅綠彩瓷片,其中一件為紅綠彩菊紋碗殘片,礬紅描線,綠彩繪葉,與磁州窯紅綠彩風格一致。在討論紅綠彩的發展時,秦大樹等學者指出,景德鎮彩瓷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北方紅綠彩瓷的衰落。1994年景德鎮中渡口基建工地元代地層也出土過一塊紅綠彩菊紋高足杯殘片。此外,在北京、上海、桂林及東南亞的菲律賓等地均出土過元代紅綠彩瓷殘片。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出土的紅綠彩瓷器中,有不少應晚到洪武時期,僅從風格上較難將二者區分。近年來,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考古工作,在明初地層也發現了少量的紅綠彩,這對于認識元末明初紅綠彩瓷器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南京地區發現的洪武礬紅彩云龍紋盤應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單色礬紅彩瓷器,是這一時期的創新作品。經永樂、宣德及空白期的進一步發展,為成化一朝所繼承,直至嘉靖、萬歷仍有較大量的生產。且據《大明會典》記載,嘉靖時期因鮮紅釉屢燒不成,“內鮮紅改作深礬紅”,礬紅料的重要性更加突顯。永樂時期的單色彩的品種在礬紅彩、金彩的基礎上有所增加,新出現綠彩、黃彩。此外,永樂一朝著重在紅地綠彩、黃地綠彩等低溫復合彩瓷方面創新,為宣德時期以斗彩為代表的高溫與低溫復合彩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關于金彩,1988年在景德鎮珠山明清御窯遺址北側發現了一批元代瓷器,其中有孔雀綠釉地金彩、寶石藍釉地金彩蓋盒。此外,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卵白釉金彩龍紋玉壺春瓶。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寶石藍釉金彩折枝梅紋杯、寶相花紋匜。高安和景德鎮出土物上的金彩是直接用金箔貼制,易剝落。保定窖藏出土物是以金加鉛粉研成粉末,再調大蒜汁描繪在瓷器之上,經焙燒后用瑪瑙打磨而成。貼金的技法在前述永樂、宣德官窯瓷器中一直使用,并為成化所繼承,描金的技法流傳至今。
宣德時期彩瓷方面最大的進步在于首創釉上釉下結合彩,既有相對簡單的裝飾如青花填紅彩、青花紅彩,也有復雜者如斗彩等,都是新創的品種。尤其是斗彩的創燒,直接成就了成化一朝最富盛名的彩瓷藝術。如果說宣德時期的斗彩裝飾還是較為單一的鴛鴦蓮池題材,到了成化時期,雞缸杯、三秋杯等名品的燒造,則豐富了斗彩藝術的表現題材。
關于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即所謂的“空白期”,其御窯瓷器燒造情況長期不為世人所知。不必說彩瓷,即便對青花瓷器,學界長久以來也不清不楚。雖然根據文獻記載,東西方學者都明確指出這一時期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御窯瓷器生產,只是數量有所衰減,但苦于不見年款,很難取得認識上的突破,造成了研究的“空白”。通過1988年御窯廠發現的一批瓷器,經與文獻對照,學界基本同意空白期存在無款的御窯。依據考古方面的成果,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單位的一些空白期瓷器開始得到大家的認識。自2014年以來,在御窯廠范圍內關于空白期瓷器又有重要的發現,為重新審視空白期御窯瓷業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在出土的瓷器中,大件器物格外醒目,如大缸、大盤、繡墩等。尤為難得的是,出土的紅彩、綠彩、青花加彩、斗彩等彩瓷,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彩瓷的生產在空白期也并未中斷。而且器類、題材、裝飾等方面較宣德時期也有進步之處。器類有碗、盤、高足碗、梨形壺等;題材除鴛鴦蓮池外,還有云龍紋、海水龍紋、海水瑞獸紋等;裝飾既有簡單的釉上釉下結合彩,如青花加彩,也有復雜者,如斗彩。
三 對明早期御窯彩瓷的幾點思考
通過上述梳理,筆者對明早期御窯彩瓷有以下幾點體會:
1. 明早期御窯彩瓷生產承前啟后
明朝建立伊始,朝廷即頒布了各項條令,其中對服色、器用及其他制度做出了規定。如《皇明典禮志》載洪武三年五月丁未,“凡官民所用金銀磁器,不得制龍鳳文及僭用金酒器爵”。又如《明史》載洪武三年禮部言:“今擬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古簠簋登豆,惟籩以竹。”“詔從之”。此外,明初還規定了各級官民所用器皿的品第,瓷器的重要性和普及性較之前代有極大的提升。
從洪武、永樂、宣德及“空白期”各朝彩瓷的發展軌跡來看,最大的特點在于創新,這為后來御窯瓷器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明早期各朝在前代基礎上都有所創新,而不是抱殘守舊,如永樂時期創新出了填彩裝飾,宣德時期創新出了釉上釉下結合彩裝飾。明清時期彩瓷的主要裝飾工藝在明代早期多已建立,后代則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發展,豐富了各裝飾工藝下的品種。至明代中期,彩瓷的品種已達20種以上,彩瓷在整個御窯瓷器生產中的比重大幅提升。
以2014年御窯遺址的發掘為例,在TN33W15/W16⑩a代表的正德后期地層中,在總計2920件(片)的器物中,白釉瓷占21.78%,彩瓷半成品占18.25%,白釉彩瓷半成品占13.97%,青花瓷占12.23%,黃釉瓷占11.54%,青白釉瓷占6.34%,低溫藍釉瓷占3.42%,低溫綠釉瓷占3.18%,黃地綠彩瓷占2.19%,紅釉瓷占2.16%,白釉綠彩瓷占1.58%,其他各色器物比例均不及1%。綜合統計,彩瓷及其半成品占到了全部瓷器品種的35%以上。明中期彩瓷所取得的高度藝術成就和地位離不開明早期所做的良好鋪墊。
2. 明早期御窯彩瓷的用途單一,服務于宮廷,未見用于賞賜,祭器主要為白瓷
從文獻看,明代早期官窯彩瓷主要是作為日用器被宮廷使用的?!洞竺鲿洹份d:“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江西燒造全黃并青碌(綠)雙龍鳳等瓷器,送尚膳監供應。其龍鳳花素圓扁瓶、罐、爵、盞等器,送內承運庫交收,光祿寺領用。”由此可見,明代初年部分彩瓷已經作為膳食用器被宮廷使用了。另一方面,也說明景德鎮在明代初期已經能夠生產一些品種的彩瓷了,這與考古發現的情況是一致的。除宮廷使用之外,我們從后世文獻中也不乏見將御窯彩瓷作為賞賜品的例子,如雍正時期,權臣年羹堯就因琺瑯彩瓷制之精巧,顏色嬌麗,上折向雍正皇帝索要,而最終也獲得了數件的恩賜。然而在明代早期,不論是賞給朝貢國的禮品瓷,還是賞給大臣的瓷器中,我們都找不到賞賜彩瓷的例子,大量作為賞賜用途的是白瓷和青花瓷,如宣德三年,(“ 朝鮮)使臣昌盛、尹鳳、李相至。勑賜白素磁器十卓,白磁青花大盤五個,小盤五個”?;实圪p給大臣的器物,如宣德皇帝賞賜給號稱“東楊”的首輔大臣楊榮的瓷器,雖然明確是御用器物,且有酒器、茶鐘、瓶罐、香爐之類,但都是白瓷。在祭器方面,主要使用的是白瓷。如洪熙元年,“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饒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幾筵、仁宗皇帝幾筵白磁祭器”。景德鎮御窯遺址考古也出土有作為祭器的白瓷爵。至于作為祭祀用器的各式顏色釉瓷等,至嘉靖時期才完全確定。此時隨著四郊分祀制度的確立,明確使用作為代表天、地、日、月四郊的青、黃、紅、白四色祭器,并命景德鎮燒造這些郊祀用瓷由上我們也可以看出,白瓷在明代早期具有較重要的地位。通過梳理明代早期與陶瓷相關的官方文獻可知,這一時期至少有10條記載明確提及了白瓷,包括下達燒造白瓷的命令、賞賜白瓷的旨意等,從性質上又可將這些瓷器分為祭器、日用器、賞賜用器等。永樂皇帝在拒絕回回進貢的玉器時也提到對“潔素瑩然”的中國瓷器的喜愛。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加上多種實際用途的需要,促使永、宣時期以甜白為代表的“潔素瑩然”瓷器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及至明代中期,隨著彩瓷、顏色釉瓷等燒造愈發成熟,其在宮廷、禮制等方面的重要性也愈發提升,這在考古學及傳世品上都有著深刻的體現。
四 小結
通過上文對御窯遺址出土或傳世明代早期彩瓷的梳理,我們了解了彩瓷發展的基本脈絡,也了解了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各朝彩瓷的品種和創新程度。洪武繼承了元代金彩、紅綠彩的生產技藝,并有礬紅彩瓷生產。永樂時期在此基礎上,創燒了紅地綠彩、黃地綠釉等低溫復合彩瓷裝飾。宣德時期則進一步將釉下高溫與釉上低溫彩相結合,生產出了青花加彩、斗彩等產品,成就了明清兩代斗彩、五彩瓷器的大發展,對于粉彩、琺瑯彩瓷的燒制也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而“空白期”彩瓷的新發現,顛覆了學界以往的認識。作為連接宣德與成化的橋梁,對促進器類、裝飾題材等方面的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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